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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民主人士黄齐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研究
时间:2021-01-26 15:36:54 来源:民建安顺市委 作者:王东兰  字号:[  ]

爱国民主人士黄齐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研究

王东兰

(中共安顺市委统战部  民建安顺市委)

 

黄齐生,原名黄禄祥,号青石,晚年自号石公,出生于贵州安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他一生教书育人,带领学生们到日本、欧洲留学追求真理,培育了大批革命志士。他热爱受尽苦难的祖国和人民,追求民主进步,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意识;他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影响和声誉,他的活动能团结和影响一大批与他相联系的群众,尤其是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黄齐生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护国战争,五四运动等,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一直关心、爱护、同情中国共产党。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黄齐生从改良主义者转变为中国共产党坚实的拥护者和支持者,从最初不赞同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到成为中国共产党亲密的朋友,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最终在黑茶山不幸遇难,享年六十七岁。毛主席高度评价他们是“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你们的死,将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民主、团结、统一的国家而不懈奋斗。”

一、黄齐生早年(1879年-1921年)的经历是其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基础

(一)勤学苦读,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黄齐生启蒙于外祖父王紫、表哥彭雨生,外祖父精通音律,国学历史,表哥学过数理化知识。黄齐生喜欢国学文化,但十五岁后,由于家庭贫困和健康原因,家里无力继续支持他接受正规学习,从此便开始了自学、勤学、苦学。

黄齐生当学徒期间,不仅在店铺帮工,还得给老板一家端洗脸水、烧烟,倒马桶等,打骂更是常事,在繁重的工作和恶意嘲讽中他仍然偷空读书。短短几年间黄齐生就已通读四书、五经、史记、通鉴、楚辞、四大名著等传统文化书籍,还阅读了其兄黄干夫从经世学堂带来的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书籍,如《民约论》、《天演论》、《进化论》等,以及当时维新派办的《时务报》和强学会的快报等;从安顺来到达德学堂后,黄齐生与教师们阅读当时被定为禁书的《革命军》、《猛回头》、《警示钟》等,看清封建势力反动的面目;出国后,黄齐生读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书籍,被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等相关论述所吸引。深厚的国学基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考以及频繁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使得黄齐生在国家前途未卜、土气消沉的氛围中,能够明辨是非,认清封建势力的腐朽,资产阶级剥削的本质,为他认同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国共产党打下了理论基础。

(二)投入社会实践,追求真理

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后,贵州的反清斗争如箭在弦上,达德学校成为宣传革命,声援革命的阵地,当时黄齐生作为达德学校的校董,带领师生们积极投身革命。

1.辛亥革命担使命。黄齐生支持革命党人在达德学堂设立历史研究会以宣传并开展反清活动,他亲自担任教习,用史实告诉参会者清兵入关后的暴行以及数十年来的割地赔款,坚定革命者及广大爱国群众推翻清政府的决心;默许达德的师生参加哥老会并利用学校召开运动会发动爆动。虽然上述活动都以失败告终,但黄齐生不断总结经验,当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贵州,黄齐生认识到单独起事不可能成功,于是组织达德学堂的激进分子积极与贵州的宪政党和革命党联合,希望一举夺取政权,避免扩大牺牲,他也因此被称为“中间派”。1911年11月4日,贵州兵不血刃光复,黄齐生作为“中间派”受邀到咨议局见证革命党人张百麟宣布贵州独立,见到了平刚先生---贵州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第一人。这让黄齐生对革命党人了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他回到学校后向师生传达军政府的命令,勉励大家提高警惕,誓死捍卫刚成立的革命政权。

2.护国起义勤奔走。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北洋军阀袁世凯趁机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接受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当袁世凯登基的消息传到西南,黄齐生带领达德的师生进行了一系列反抗。一是游行示威,揭露真相。黄齐生集合师生,亲自发表演讲揭露袁世凯倒行逆施的行径,并号召师生“民国是国民的国,国民的责任是捍卫主权、领土完成,建成独立、自主的新国家”;书写“勿忘五月七日”,隽碑立于校园内,以警示后人不忘国耻;组织师生游行示威,被镇压后,又给北京畴安会发电报公开反对袁世凯;二是积极争取各界力量。黄齐生首先通电云南响应护国起义,多次力劝贵州军阀刘显示加入反袁队伍;写信给当时在铜仁任矿务总办的兄长黄干夫及王若飞,让他们力劝当地驻兵团长彭公武响应护国起义,彭公武看到黄齐生写的信后,很是感动,决定在铜仁响应护国起义;在上海拜访著名黔籍人士,了解各地讨袁的声势,游历江苏、山东、河南、山西等地,一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努力促成各省一致讨袁。三是前往云南接洽起事细节。在贵州各界的多方压力下,刘显示派黄齐生代表贵州前往昆明商讨趣事细节。当黄齐生到云南时,受到云南方面的欢迎。随后护国军先遣队挺进贵阳,贵州宣布独立。

3.辗转教书认清社会现实。黄齐生在全国许多地方任过教。从法国回来后,先在上海南洋公学教书,但时局不稳定,一年之后回到贵州,给贵州各界群众讲授各国考察情况,带来了国外的先进教育思想,教学方法,鼓励师生们发愤求学,将来为国家民族谋利益,鼓励青年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并在师生中传播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当重庆发生“三·三一”事件后,在黄齐生的支持下,遵义省立三中发起“三·三一”救援会”,声讨反动派的罪行,抵制校园内张贴反共标语,反动派旋即解除黄齐生校长职务并准备逮捕他,他被迫离开遵义前往上海,开始关注乡村教育和职业教育,先后在晓庄学校、中华职教社徐公桥乡村教育实验区、河北定县平教会公民教育部、云南草坝等地任教职。1931年,他在定县参与编写《历史图说》,时逢国家战乱,水灾肆虐,他虽然在乡村,但心系苦难的国家和人民,他说“穷弱愚私皆是病,参加国史觅医方”,他将编写历史图说视为救国救民的工作;组织师生去南京、苏州、无锡等地考察,认识到民众教育、学校教育,农事改进,经济合作,农村建设等需要最群众参与,而当时最广大的群众绝大部分是农民,国家的许多事要依靠农民,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也要依靠人民,正如陶行知的《锄头歌》里所唱的“唤醒锄头来革命呀”、“革命成功靠锄头呀”。

4.法国之行对资本主义产生怀疑。1920年下半年开始,资本主义世界再次爆发经济危机,法国的社会经济一片萧条。当时在法的绝大部分中国勤工俭学生无工可做,无学可上,只得住在华法教育会和华侨协社,靠每日发放维持费度日,有的人无钱看病,甚至病死。中国驻法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的上层人士对此置若罔闻,甚至贪污学生找工的交际费和候工的维持费,学生们为了争取工作的权利,争取读书的权利,进行了一系列斗争。这一期间,黄齐生参加了著名的“二·二八”勤工俭学运动、拒款运动及争夺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几次斗争下来,黄齐生看到号称民主、自由、博爱的法国屡屡制造血案,中国公使馆勾结法国警察殴打和逮捕手无寸铁中国学生。这些经历,让他对法国的历史和政治制度、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产生了怀疑,逐渐看清了中外反动政府相勾结的真面目,更看到了勤工俭学学生们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团结斗争的力量。

二、黄齐生和王若飞的舅甥情是其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来源

1903年,黄齐生把外甥王若飞接到贵阳达德,让王若飞摆脱了吃人的封建家庭,在黄齐生的呵护、教育和陪伴下,王若飞逐渐成长进步。王若飞的革命生涯中,黄齐生更与他相依唯命,同甘共苦。王若飞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与黄齐生的舅甥情和党内党外的多重身份,直接影响着黄齐生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1931年,由于叛徒的出卖,王若飞在包头被捕,黄齐生三次北上探望狱中的王若飞,并多方奔走,试图营救其出狱。虽然舅甥十年未见,但黄齐生不相信王若飞犯罪,当知道王若飞是因为“人民的事业”而入狱时,他鼓励王若飞“立身处事应事前尽责任,事后不追悔,生而当奋斗,死而当歇气”;看到王若飞在监狱中拒绝利益诱惑,与敌人巧妙周旋斗争,并准备随时牺牲时,他被王若飞的革命大无谓精神所感动,写了《百灵鸟》的诗赞扬王若飞“不死则奋斗”的精神;当黄齐生读了王若飞写给其妻子李培之的信后,他深感震撼:生死关头,王若飞仍勉励妻子努力完成党的事业,并坚信革命终将胜利。这时黄齐生看到的不仅是自己的外甥,更看到的是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舍小家为大家的崇高的革命气节。

王若飞在狱中通过书信赞扬黄齐生关心、帮助劳苦大众,批判他的思想“宗教色彩甚浓”,向他介绍“我们的哲学是流动和变化的……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王若飞危难时刻仍然关心着黄齐生的思想,同时用唯物辩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黄齐生进行劝告和批评。黄齐生反思他奋斗半生,同情群众却找不到解放他们的方法,苦闷不被理解和处处碰壁的原因。这其中,有舅甥间的相互关心和思想交流,更融入了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宣传共产主义、批判和改造其他主义的革命精神。

三、黄齐生两次延安之行加深其对中国共产党的理性认知

(一)初访延安寻真相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之后在华北、上海等地制造各种事端,蓄意挑起战争。国民政府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以避免扩大冲突,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积极抗日。“九一八”事变四天后就发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党在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运动; 1935年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卢沟桥事变后,洛川会议确定了党在抗战时期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当时贵阳成立了“贵 阳 教 职 员 抗 日 救 国 会”,黄齐生号召各界群众、各校师生加入抗日活动。但是由于交通信息闭塞,加上国民党的地域封锁和宣传误导,当时社会上流传 “共产党抗日不积极,团结无诚意”、“ 共产党是土匪”,大部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有误解、有疑惑。王若飞出狱后写信告诉黄齐生延安的情况和百团大战胜利时,黄齐生想去延安实地接触考察共产党及共产党治理下的延安, 以消除群众的的误解和疑惑,尽快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抵御外敌。

1937年冬天,黄齐生来到延安,考察了延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他感叹“延安是一方净土”:延安街道整洁,民众抗日情绪高涨,到处是抗日救亡的歌声;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人纪律严明,生活俭朴,办事认真,待人诚恳;延安开办冬学和夜校促进民众的文化觉醒,也是党宣传动员群众的场所。延安的所见所闻,让黄齐生看到滇黔军阀的实质都是以自身的利益中心的骑墙两面派。中国要坚持抗战到底,唯一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从延安回到贵州后, 黄齐生向各界介绍延安的真实情况,通过所见所闻所感向各界揭露当时诬蔑“中共抗战不积极”“ 共产党是土匪” 的种种滥言,让群众真正认识了共产党及延安。黄齐生的言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反感。国民党当局的监视他,在师生中制造恐怖气氛打压他,黄齐生被迫离开家乡辗转流离,一边逃难一边沿途宣传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他说“我无派无党,共产党抗日积极,有办法,我为共产党作宣传,这是我的义务”。

(二)重返延安寻梦想

1943年,由于日军兵力严重不足,被迫收缩战线,华北方面军停止向抗日根据地进攻;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部队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国内开始有人预感抗日战争即将胜利;1945年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大反攻阶段,也正是在这一年,黄齐生重返延安准备定居,他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边区政府领导转赠了吕凤子及正则艺专师生们的书画礼品,并带去国统区民主人士们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问候他一面参观访问,一面认真学习党和毛主席所作的相关报告,一面接受邀请到学校、各团体演讲介绍国统区的黑暗、腐败状况。阔别七年,黄齐生对延安却倍感亲切:延安有他的亲人王若飞、李培之、王兴等都在延安,可享天伦之乐;延安有他的老朋友,黄齐生一到延安就加入了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等人成立的怀安诗社,彼此唱和,抒发革命热情;延安有他的梦想。他与中国共产党有同样的目标: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1945年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后,他看清了国民党的假联合,真独裁,他赞同毛主席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及其有关文件:当务之急,便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他相信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和智慧能实现这一目标。

四、黄齐生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衍变过程

(一)从改良主义到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抗战爆发前,爱国民主人士中有一派为被称作中间派,其政治态度比较中立,他们既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又不赞同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试图寻找第三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以职教社和乡村建设派为代表,主张走改良路线,因与中国共产党主张区别较大,抗战爆发前双方几乎没有往来。黄齐生赞同职教社和乡村建设派走改良路线的主张,并这两派开办的学校或讲习所担任过教员。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黄齐生创作戏剧宣传革命,坚定民众共和的信心,但他看到清朝官员剪条辫子、换身装扮就即成为民国的权要;有的革命者借机敛财,肆意扰民,这与他的“民国的国”相差千里,迷茫和失望之感顿生:作为民众,他希望革命之后世间太平,能过安稳的生活;作为达德校长,他希望有一个好的制度让社会持续稳定。当滇军入黔,黄齐生称赞其 “政象号清明”,却忽略了其本质只是军阀间相互制衡的结果,这也暴露出黄齐生思想的局限性。赴欧洲留学期间,黄齐生和王若飞就“留学的目的以及救国方式”有过争论:黄齐生不相信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资本家并不都是坏的,因为他之所以能够带领学生们来欧洲留学得到了民族资本家蔡衡武等人的帮助,希望由孙中山、蔡衡武这样的人就能够治理国家;虽然他不认为西方世界是天堂,但不赞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革命方法,支持采取渐进的办教育的方式来改造社会。

但不同于上述两派的是:抗战前黄齐生就钦佩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对资本主义深刻地剖析,对尽管他对无产阶级专政有怀疑,但他从深入工厂做工及教书实践中,他理解、支持和同情王若飞等共产党人采取行动并积极参与其中。再者,黄齐生一直与中国共产党人来往频繁。共产党成立前就蔡和森、李立三、向警予、周恩来等都有交往;徐特立与黄齐生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钦佩徐特立“公生当腊月,品与梅俱高”,两人多次促膝长谈;共产党人王若飞是他的外甥,在王若飞艰难困苦的革命生涯中,黄齐生始终陪伴左右;黄齐生延安的一次演讲中曾说道:在我与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及其他中共党员的接近中,我认识了共产党是非分明,待人宽厚,诚心诚意愿与一切民主人士合作。黄齐生在中国共产党最需要的时候热情地提供帮助,鼓励共产党人坚持真理,鼓励群众起来反抗一切反人民的行为,毛主席称赞他是“在中国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候党外人士同情、爱护党最早的一人”,并亲切地称他“黄老先生”。朱德称赞黄齐生是“我党成立至今多年中,始终是一个亲密的朋友。黄齐生与中国共产党是雪中送炭的情谊,是能够讲真话,能信任的朋友。

“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后,中国的主要矛盾逐渐由国内的阶级矛盾转变为民族矛盾,中国革命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过渡,既反蒋又抗日,以抗日为主。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黄齐生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深入延安了解真相,从延安回到贵阳后,把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主张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安排民先贵州分队的主要负责人张益珊在达德学校任音乐教师,成为民先抗日救亡活动的直接指导者国家内忧外患的紧要关头,黄齐生支持抗日,宣传抗日,积极抗日,这是其在政治态度上迈进的重要一步。

(二)从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到并肩作战的战友

黄齐生在云南草坝主持蚕业新村工作时,特别重视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他编排戏剧在当地演出,让群众认清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和汉奸出卖祖国人民的行径,这激起了新村内外反动势力的不满,他们利用矛盾挑起民族纠纷蓄意陷害黄齐生,黄齐生被迫再次回到贵阳,他在达德学校鼓励师生:艰难的环境中仍要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以期“为国家、为民族谋利益”。1940年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反动派再次掀起反共高潮。贵州的反动派查封了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秘密迫害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迫于舆论压力,他们不敢公开谋害对延安、对共产党无限信任的黄齐生,便把他定为“莠民”,逼迫他离开贵州。黄齐生认识到:国民党统治下的贵州“容不得抗日民主,容不得进步,也容不得他”,只有中国共产党是实现国家民主、团结、统一的中流砥柱。

1.协助共产党做国统区统战工作。1944年,王若飞赴重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恳请黄齐生协助共产党在重庆教育界文化界多做一些巩固统一战线的工作,以便推进国共两党的谈判。之后,黄齐生经常奔走于璧山和北碚,在他的朋友和阶层中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党的主张。为掌握重庆各界人士的情况,王若飞根据党的要求来往于重庆民主人士间,黄齐生起到了引见和联系的作用。后来黄齐生回到延安,常与重庆的沈钧儒、黄炎培、冷御秋、郭沫若、陶行知等民主人士通信往来,这些书信也大都由王若飞转达。

2.坚持跟党走。黄齐生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中,政治意识逐渐增强。之前他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对立了几十年,谁也不可能战胜谁,因国民党具有史性”,共党具有“世界性”的特点,必须有第三方力量方能从中调解以促成两党合作,中国才有希望,而这调解的第三方力量,可以不是任何政党组织,比如他所属的文教界的力量就很强大。因此,他坚持不做官,不参加从入任何政党,自诩为 “无党无派”。黄齐生所谓的第第三方力量一直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联合而努力,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只想独裁根本不可能和共产党真正合作。黄齐生重返次去延安不久,昆明就发生了“一二·一”惨案,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向解放区进攻,迫害、镇压爱国民主人士,紧接着国民党特务会场捣乱行凶,制造了震惊中外较场口血案。他看到了教育团体等第三方力量的弱小:抗战期间,虽然许多民主进步人士聚集重庆,但由于组织分散,力量薄弱,经常受到国民党的残酷迫害,特别是抗战后期,国民党进一步强化了独裁统战,不但压制民主人士,而且生存也受到严重威胁。共两党的关系及 “教育救国”、“第三条路线”有了颠覆性的认识:“第三条路线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中国的道路只有两条:跟共产党走亦或跟国民党走。他深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救劳苦的大众,文教界及其他团体的努力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当重庆较场口事件后,67岁高龄的黄齐生欣然接受延安各界的推举赴重庆看望受伤的民主人士。完成任务后,他写了《延安选举见闻记》介绍延安科学民主的选举办法,带着王若飞拜会陶行知、何其芳、郭沫若、沈衡山等各界人士畅谈国是。4月8日,黄齐生搭乘王若飞、秦邦宪等人的飞机离开重庆飞往延安,途径黑茶山时,由于天气原因,飞机不幸坠毁,机组人员全部遇难,黄齐生是牺牲者中唯一的民主人士,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同共产党战斗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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